悼念楊德昌:他的電影是臺灣社會的手術(shù)刀

楊德昌去世9年了。他和李宗盛、朱德庸都是那種看起來小時候和老師關(guān)系比較冷淡、比較恍惚的小孩,這款青少年期不出色,不乖巧,不被老師、家長寵愛的孩子,其實反倒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自由,沒被成人世界的成敗標準框住,有機會保持本色,不天真無邪也不用裝,好比《一一》結(jié)尾那句臺詞,“我才七歲,但我覺得我老了”。就像梁文道說的,現(xiàn)在的臺灣年輕人看不懂楊德昌、侯孝賢。不懂有時候是句隱性歧視,潛臺詞是懶得懂你。這是年輕人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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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wǎng)絡(luò)資料圖

 

上世紀60年代楊德昌度過了他孤寂的少年時代,直到高中才有所轉(zhuǎn)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來自楊德昌壓抑混沌的少年記憶。這部作品是一座高山,后面所有懷舊、疼痛、唯美的青春標簽電影都沒有跨越它。這部有野心的片子,把青春和少年心,放在時代的碎片中一起殘酷碾榨。小四說,這個世界有太多不公正,這是這個片子的核。這也是楊德昌的核,他的電影,因為冷峻而樸素的描摹,犀利而悲憫的批判,嚴肅的追問與自省意識被稱為“臺灣社會的手術(shù)刀”。一個社會,除非病入膏肓躺在手術(shù)臺上,才在刀刃下求生存,太平盛世,老被解剖,誰都不想吧,可想而知楊德昌在臺灣的際遇。

 

和同樣大器晚成但是并不和主流社會對立的李安不同的是,楊德昌是憤怒的決絕的,他的片子,揭露臺灣現(xiàn)狀和過去,電影拍了,就沒打算在臺灣放,連碟都拒出,所以“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空間,那里封鎖著每一個人的寂寞,任何人都無法闖入,塵封的記憶之所以無法改變,是因為它早已喪失。而時間本身就是一種寂寞。”

 

楊德昌度過寂寥中學(xué)時代后,到美國留學(xué),遵父母囑學(xué)了IT。1981年的某天,已過了七年“朝八晚五”電腦工程師生活的楊德昌路過西雅圖某家電影院,他進去看了正在上映德國導(dǎo)演赫爾措格的《阿基爾,上帝的憤怒》。出來時,用他自己的話說,“已是另一個我”。那時他年過三十,他決定在自己真正老去之前,做真正喜歡的事情——回到臺灣,拍電影……這個故事有點像現(xiàn)在炙手可熱的馬東,父母嚴防死守不讓他學(xué)相聲,送去美國學(xué)電腦,然后心無旁騖朝九晚五從業(yè),直到有一天突然看到吳宗憲主持節(jié)目,天燈點亮,扔下一切不顧一切回國,搞文藝!無論怎么樣,他們都是幸運兒,終于與自己的夢想和天賜能量相遇,自此一騎絕塵。

 

楊德昌的前三部電影:《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和《恐怖分子》,被稱為“都市三部曲”,通過多米諾骨牌式復(fù)雜人物鏈和敘事結(jié)構(gòu),探討臺灣從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時代的轉(zhuǎn)變、社會轉(zhuǎn)型對個體物質(zhì)和精神生活的影響與抑制,鋼筋水泥空間局限和人類物質(zhì)性的突然擴軍之間的博弈。西方影評人將楊德昌作品與安東尼奧尼作品相提并論。臺灣影人楊照說得更加形象,“那個時代,臺灣最精彩的‘電影時代’,就這樣被楊德昌撞上、活過,也就這樣被楊德昌帶走了。”

 

看過一段賈樟柯寫跟趙濤一起在法國看楊德昌《一一》的文字。他們搭地鐵去蓬皮杜附近的電影院買票,電影院外排長隊,細雨中等待入場的觀眾極其安靜,讓人感覺電影圣潔。影院的燈亮以后,趙濤眼圈微紅,她最喜歡的電影是《獅子王》,賈樟柯沒想到喜歡卡通片的女生會有耐心看完這么長的電影。趙濤問大陸為什么看不到這樣的電影,賈樟柯說,我們的電影不為了尋找真相,幸福就可以了。

 

幸福當(dāng)然有真相,好比楊德昌一直被人八卦描述的和蔡琴的那段無性婚姻,從1981年倆人合作《青梅竹馬》,之后從《恐怖分子》結(jié)尾的歌聲到《獨立時代》的美工。像很多導(dǎo)演和女明星的婚姻那樣,10年里楊德昌的電影里很容易有蔡琴的影子,夫唱婦隨,琴瑟相和。離婚后,楊德昌對這段婚姻的結(jié)論是“10年感情,一片空白。”而蔡琴則答:“我不覺得是一片空白,我有全部的付出。”直到9年前楊德昌離世,蔡琴對他最后愛的表達是,我應(yīng)該早一點還他自由。這就是幸福的真相,真相在每個人心中。(黃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