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一手撐世界，一手寫文章

馮驥才

 

2015年北京圖書訂貨會于1月8日到10日在北京國際展覽中心舉行，780余家參展單位攜50萬種圖書參展，作家馮驥才、遲子建、畢飛宇、阿來、曹文軒等將在會展期間舉行現(xiàn)場講座、交流。昨日，馮驥才從天津趕來現(xiàn)場，并舉行了共六本新書的發(fā)布會。

 

北京圖書訂貨會自1987年創(chuàng)辦以來，至今已舉辦第27屆，現(xiàn)已成為亞洲最大的華文圖書訂貨會。

 

轉型活動家的文學家

 

因為作品《挑山工》被選入全國小學語文教材，全國人民都知道了作家馮驥才。在當代文學史中，這名學畫出身的作家先以傷痕文學登上文壇，而后又以市井小說名世，作家阿城曾評價這種風格為天津式的“侃”：“調侃自己，應對神速，幽默嫵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圓形，質好多變。”

 

但翻看馮驥才的履歷，可以發(fā)現(xiàn)“作家”被夾在越來越多的顯赫頭銜中，已經毫不起眼：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主席、國際民間藝術組織(IOV)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xié)常委、國務院參事，乃至在天津大學，還有一個“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簡單地從這些材料推斷，或許能得出一個結論：如今的馮驥才大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了。

 

在當下，一個文學家轉型成“活動家”往往容易被套進資源變現(xiàn)的思路來理解，但對馮驥才來說，他即便在變現(xiàn)，也并非為了自己：之所以有這些頭銜加身，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民間文化。2003年開始，他發(fā)起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普查工作;2004年他成立了“馮驥才民間文化基金會”，用以調動社會力量搶救、保護民間文化遺存和民間文化傳人;2009年他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數(shù)據中心，存錄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田野普查中所獲得的數(shù)百萬字的文字資料、幾十萬張圖片資料、幾千小時的錄音資料和上千小時的影像資料。

 

今年2月，他就滿73周歲了，外人覺得他不像70多歲，他自己也“忘記年齡所以永遠年輕”，但坦言很多時候，會發(fā)現(xiàn)自己“勁頂不上來了”。“我做這么多事，包括在天津大學帶研究生，就是希望把這種責任交給年輕人，要讓他們知道，重要的不是知識，而是思想。”

 

昨日他從天津趕來圖書訂貨會現(xiàn)場并帶來六部新書，其中有些書甚至是前天晚上剛從印廠下來的。六部書里不難看出這個“活動家”的責任感，比如他對傳統(tǒng)村落保護的調研，對最后一代挑山工的口述史呈現(xiàn);而在他的詩詞題畫結集、雕像收藏賞玩中，也能體現(xiàn)一個知識者的趣味。但如果問這位作家最想寫什么，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國民性。”

 

這可以看做他1980年代以來那些市井小說中潛伏的主題，但這些年來，思考在延續(xù)，創(chuàng)作卻不斷被延宕。如同很多人在地鐵、公交車上一手扶欄桿，一手發(fā)短信，馮驥才說自己現(xiàn)在也處于“一只手撐住外面的事情，一只手趕緊寫”的狀況。而2015年里，他有一個愿望，就是做完《俗世奇人》的第二部：一年多前他就已經寫完了，只是擱在那里，沒有時間修改。“我也希望年輕人趕緊頂上去，可以讓我去做我的老本行：寫作。”

 

五花八門六本書

 

昨日發(fā)布的六部新書可以看作馮驥才對外撐住的那片天：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俄羅斯雙城記》、《中國傳統(tǒng)村落立檔調查田野手冊》、《中國傳統(tǒng)村落立檔調查范本》，中華書局出版的《鬼斧神工——中國歷代雕塑藏品集》、《心居清品》以及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泰山挑山工紀事》。

 

馮驥才以“五花八門”為這場發(fā)布會命名，除了新書的主題五花八門，他還認為，作為一個作家，這幾部書的寫法也是五花八門，“對我來說其中有些也是很新鮮、從沒寫過的方式。”

 

近些年來，相比小說創(chuàng)作，馮驥才更像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身體力行者，為保護中國古村落鼓呼奔走十余年。借著全國政協(xié)委員、國務院參事、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主席等社會身份，馮驥才多次提出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有關的提案或建議。在他看來，目前國家對傳統(tǒng)村落保護的意識，在世界范圍內已屬于領先。“國家撥款100億元用于古村落保護，相當于一個村可以分到300萬元，這個錢在保護上是足夠了，但怎么花到位，需要我們知識界的努力。”

 

目前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已開始進行傳統(tǒng)村落的調查立檔工作，這是我國對五千年的農耕家園及文明首次進行全面的盤點與記錄，而馮驥才的《中國傳統(tǒng)村落立檔田野調查手冊》與《中國傳統(tǒng)村落立檔調查范本》，正是這項調查的工作手冊與樣本分析：前者制定了統(tǒng)一標準、規(guī)范與要求，以保證工作的有序與最終成果的科學與完整;后者則擇取了傳統(tǒng)村落的兩個代表——山西晉中后溝村和張壁村，制作成完整的調查范本，作為各地調查和登記的樣本使用。

 

馮驥才介紹，這兩本書的初衷是他有感于已經消失在中國大地上的90萬個古村落，想為傳統(tǒng)村落留下檔案，本來只是由自己的團隊編寫使用，未公開發(fā)行。但問世之后，全國有大量志愿者對此發(fā)生興趣，因此借此機會出版發(fā)行。

 

而《俄羅斯雙城記》則是馮驥才的圖文并茂的旅行日記。2002年馮驥才曾訪問俄羅斯，并寫成《傾聽俄羅斯》一書。2014年9月，馮驥才再訪俄羅斯，在圣彼得堡與莫斯科待了19天，個中見聞感受思考，他寫進了《俄羅斯雙城記》?，F(xiàn)場他頗為得意地介紹，這部書他用了高科技寫作方式：每天晚上用iPad記錄，然后存進郵箱，回國后再統(tǒng)一整理成書。

 

對馮驥才這幾代中國人來說，書寫俄羅斯，絕不會是僅僅書寫一個鄰邦，所照見、所尋找的往往更是中國。“近百年間中俄之間淵源太深，有過共同的歷史歷程，過深的交往，今天仍舊彼此糾結，任何一個中國的成年人到了俄羅斯都會感觸良多：由他們比自己，由自己比他們。”在序言中馮驥才寫道。

 

《心居清品》則是另一種新鮮：馮驥才平時有寫近體詩習慣，以毛筆手書，有時還配一些題圖。他自己本來并不當一回事，信手題之，隨手收之，有時甚至直接送了人。但后來發(fā)現(xiàn)這類手稿出現(xiàn)在拍賣行里，別人告訴他這有拍賣價值：不僅有書法價值，也有文學價值，“那我就想不如把這些都出版了吧。”馮驥才說。

而《鬼斧神工——中國歷代雕塑藏品集》，展現(xiàn)的是馮驥才收藏家的一面，這也是馮驥才首次用出版的方式介紹自己收藏的冰山一角：雕塑。“主要是從中國雕塑史的角度來推薦給讀者，但關于這些收藏背后的故事，不知道將來有沒有機會來寫。”馮驥才說。

 

最后一代挑山工

 

1981年馮驥才將自己的泰山見聞寫成散文《挑山工》，1983年該文入選高中語文課本，后進入小學語文課本。“80后念過書的中國人，都知道挑山工。”昨日在現(xiàn)場，馮驥才說。

 

但有觀眾問他：挑山工這一職業(yè)的出現(xiàn)是與過去的苦日子相關，現(xiàn)在日子好過了，為什么還有挑山工?

 

“日子好過的是城市人，他們還是在受苦，還是在做挑山工。”馮驥才回答。

 

去年馮驥才再登泰山，為中國最后一代挑山工做口述史，成為昨日的第六本書：《泰山挑山工紀事》。他看到的挑山工們，仍然過著艱苦到城市人無法想象的生活：住的房子僅一米多高，十分逼仄。一名女挑山工為他挑行李到泰安車站，收費僅一塊二。在他的采訪中，最年輕的一名挑山工也已經45歲了。“背100斤的負擔，爬1000多米的山，這種苦現(xiàn)在沒人再愿意吃了。”馮驥才感慨。

 

隨著機械的高度應用，挑山工這個存在了1000多年的職業(yè)似乎已可以退出歷史舞臺，但馮驥才認為，目前人們能享受到的便利，比如纜車等機械的每一個構件，都是挑山工挑上去的。“但這樣的付出沒有任何記載，我們總是說應該學習挑山工的精神，但這個職業(yè)卻馬上就要消失了。這是我們欠他的，所以我覺得給他們做一部口述史，把這樣一個職業(yè)1000多年來的命運記錄下來，是我作為一個作家的責任。”

 

身為一個作家，馮驥才敏感于精神。在他的俄羅斯見聞中，除了所有游記里都會出現(xiàn)的景點景觀、風土人情、藝術作品之外，馮驥才捕捉的是國家與民族的精神。在他看來，2002年他發(fā)現(xiàn)俄羅斯人在精神自信上還有些茫然混亂的情況，而此次造訪，他認為現(xiàn)在的俄羅斯人之所以可以散漫隨性、大大咧咧，在不算富裕的情況下還保持自信乃至傲慢，在于他們的俄羅斯精神已經回歸。

 

“莫斯科除了一部分大款開名車，多數(shù)車還是比較破的，但在他們那兒的年輕人，并不會攀比車的好壞，在他們看來，車就是一個代步工具。這讓我感到很慚愧，我們的土豪精神已經普及在人的思想中了。”馮驥才說。

 

因為長期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城市與農村也是馮驥才的關注對象，在他看來，當下人們太過關注城市，“比如我們對春晚的評價，主要都是來自城市人的評價。但事實上，看春晚的更多是農村人。而我們卻要按照城市人的標準，尤其是城市里年輕人的標準來設置它的節(jié)目。這是不應該的。”

 

此前，馮驥才每年幾乎都有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提案，而今年的兩會提案他也已經準備好了：有關少數(shù)民族的被邊緣化。“最直觀的，從1950到1980年代，我們一直可以看到少數(shù)民族題材的電影，但現(xiàn)在呢?我們在無意間就對少數(shù)民族邊緣化了。甚至出現(xiàn)了苗族為了吸引旅游業(yè)，在自己的寨子里蓋侗族的樓的情況，完全從利益出發(fā)，不尊重民族文化。以至于眾多燦爛的民族文化，現(xiàn)在已大量消失;在社會轉型進程中，我們失去了太多的少數(shù)民族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