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香港科技創(chuàng)新的未來儲備人才——訪香港青少年科學院院長姜冬梅

香港青少年科學院院長姜冬梅(中）接受記者采訪

 

為香港科技創(chuàng)新的未來儲備人才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專訪香港青少年科學院院長姜冬梅

 

海峽飛虹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駐香港記者 丁一鳴、劉志敏

 

【編者按】姜冬梅是出身于內(nèi)地的科學家，是在全國乃至于全世界一流的環(huán)境專家，曾經(jīng)參與我國在國際上的氣候談判，為我國談判代表團提供大量的技術支持。同時，姜冬梅也是我國一流的科學教師，長期致力于學校的科學教育。目前，她在香港任香港青少年科學院院長，致力于在香港普及和提升科學教育，并下大力氣組織內(nèi)地和香港科學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員之間的交流，希望能夠透過努力達致科教興港、科教興國的目的。以下為專訪全文：

 

記者：當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的時候，您在哪里？您能夠回顧一下當時的情況，以及您個人的心情和感受嗎？

 

姜冬梅：二十年前，我剛剛大學畢業(yè)，剛剛有了第一份工作，在鄭州師范學校做一名科學老師。我記得1997年時，我正在參加香港回歸的知識競答賽。我們代表隊獲得了搶答的第一名。那時覺得很興奮，因為香港要回歸了，大家就可以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了。那時大家都想，如果香港回歸，我們就可以到紅磡、尖沙咀、淺水灣這樣一些地方去走走、看看。如今，20年已經(jīng)過去，這些地方已經(jīng)變成非常熟悉的名詞了，不像以前覺得那么神秘。

 

記者：您致力于在香港青少年間進行良好的科學教育。您認為，回歸之后到今天，對香港青少年的科學教育有什么樣的發(fā)展？整體科學教育又有什么樣的進展？

 

姜冬梅：我最初和香港青少年打交道是在2004年。前一年，我國第一次派代表隊去美國參加國際科學與工程學大賽，那年著名疾病SARS爆發(fā)，整個中國隊、包括香港，都被臨時取消了參賽。但國際組委會也非常照顧我們，所有這一年參賽的學生和老師都可以延到2004年去參賽。所以我們2003年的代表團在2004年就在美國相遇了。

 

那個時候我作為中國隊的輔導老師代表中國國家隊，遇到香港特別行政區(qū)代表隊時就覺得是一家人，在美國大家就變得非常親熱。同學有什么困難、怎么坐飛機返回，都會有很多關照、很多問候。我沒有想到過了這么多年之后，他們都成了我的老朋友。那時，組織香港青少年來參賽的是香港新一代文化協(xié)會，那年香港學生成績很不錯，有得了二等獎以上的，有的還被美國NASA用名字命名了一顆小行星。到現(xiàn)在，回顧2004年特殊的經(jīng)歷，都覺得是緣分。也正是在那個時候，開啟了香港在國際青少年科技競賽上的一頁新篇章。

 

后來我到香港之后，受中國科協(xié)和英特爾的委托，去輔導那幾年成績不是太好的香港隊。所以我就在2010年第一次到香港隊去輔導他們參加國際比賽，親自接觸輔導香港隊的成員。我覺得，不管香港孩子還是內(nèi)地孩子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有一雙渴望知識的眼睛，都有希望從香港走向世界、為中國爭光、為香港爭光的想法，所以交流起來都很容易。我們有一句話說“科學是無國界的”，這些愛好科學的孩子們和老師們就在國際舞臺上找到了自己的地方。

 

我們都是華夏子孫，在國際舞臺上大家手挽手，每一次不管是開幕式還是閉幕式，只要聽到有來自于中國的、來自于中國臺北的，或者來自于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的，大家都會一起鼓掌歡呼。尤其到了閉幕式的時候，有一個很盛大、隆重的頒獎儀式，所以不管哪一隊的同學們上去領獎，大家都會特別開心。因為整個全球有七十多個國家的選手參賽，美國本土也有很多；在三千多學生和老師里，中國的聲音還是很小的，不過就是幾十個人，所以每一次獲獎之后，如果想制造出比較大的聲音，就全靠來自于香港、澳門、臺灣、大陸的學生共同歡呼了。所以那時候很有一種大家團聚的感覺。

 

記者：現(xiàn)在大家都在講創(chuàng)新科技。那么，您認為現(xiàn)在香港創(chuàng)新科技最需要的是什么東西、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姜冬梅：香港和內(nèi)地都有一個共同的情況，就是我們對人文、文化教育教的比較多，譬如教如何做人、做事，這可能是因為在中國傳統(tǒng)里面、科學不是內(nèi)涵在教育里，所以從一百多年前倡導要把賽先生請進來，到今天仍然是很重的任務。在香港的教育里，學生們選擇文科的比較多，選擇商科的更多，選擇理科學生跟內(nèi)地比起來反而更少。內(nèi)地可能有80%的學生選擇理科，人們會認為“學會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香港這個比例是反過來的。有香港學校申請全國的十佳科技學校，我曾經(jīng)作為評委到這些學校入?？疾?，他們匯報的內(nèi)容里有很重要的一項就是說，他們通過開展科技活動和科學教育的宣傳，讓更多學生熱愛科學從而選擇科學作為主修課目，比例從12%增加到16%再增加到20%。聽到這樣的數(shù)據(jù)，我還是很吃驚的，能看到香港學生選擇學科學的不是那么多。

 

因此，香港在未來發(fā)展上想成為更加具有創(chuàng)新、尤其是科技創(chuàng)新的城市，但準備的人才是不足的。未來發(fā)展最需要什么？還是最需要人才、尤其是在科學上有潛力的人才。

 

香港自己本身在科學上有過很輝煌的成就。比如香港大學的醫(yī)學是非常好的，全球十大名醫(yī)里面會有五大名醫(yī)是出自于香港大學醫(yī)學院的；英皇書院會有百分之七十的學生去選擇讀醫(yī)科以及相關學科。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高錕也是物理學諾貝爾獎得主，他是圣若瑟英文書院畢業(yè)的。香港有自己的輝煌，但在下一步發(fā)展中，科學教育仍然是需要投入更多資金、教育力量、師資的學科方向。

 

記者：提到香港，很少人能夠想到科技，一般人都只會想到進出口貿(mào)易和金融。但您卻長期致力于為下一代提供科學教育。您認為科學會成為下一代香港人得以自立于世界的新型資本嗎？

 

姜冬梅：香港從物流發(fā)展起來，做物流中心、貿(mào)易中心，后來成為金融中心，很多我們內(nèi)地來香港的游客則認為她也是旅游、文化、美食中心，對香港科技的了解相對少一些。香港在這些年來，無論是大學生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還是中學生的科學教育發(fā)展，也都在和內(nèi)地努力溝通，參與到內(nèi)地例如挑戰(zhàn)杯競賽、全國青少年科技創(chuàng)新大賽以及國際比賽當中去。

 

當年我作為科學老師從內(nèi)地來香港之后，我的愿望是促進兩者之間的交流，讓香港的孩子不僅能選擇成為金融家——也許他們特別熱愛大自然，或者熱愛動手制作，想成為發(fā)明家或者工程上的高科技人員。

 

我?guī)?nèi)地老師去香港科技大學交流的時候，參觀了他們的機器人實驗室。這個很著名，不是因為他的老師著名，而是因為他的學生在內(nèi)地開辦了大家都知道的大疆公司。該公司的無人機目前在全球都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需求量，是一股非常強大的科技力量。香港在目前仍然在科技上是領先的，尤其是她擁有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這樣三所在全球都排名前五十位的大學。我們就按這么大的土地面積產(chǎn)生了這么大的科技成果來說，香港的科技力量應該說非常了不起。

 

至于以后的發(fā)展，香港有一個很好的人才引進政策。雖然本地學生更多去做金融、商業(yè)、經(jīng)商、辦企業(yè)去了，但很好的人才引進政策就吸引了大量的內(nèi)地熱愛科學的孩子來香港讀研究生，讀完之后在香港留下來，為香港做貢獻。我并不為將來香港缺乏創(chuàng)新人才發(fā)愁，因為如果本地孩子沒有成為科學家的話，那么香港也可以吸引更多內(nèi)地的孩子和世界各地的人才來香港落戶。

 

記者：您不止一次往來內(nèi)地，與內(nèi)地教育機構交流。在您看來，香港和內(nèi)地在科學教育方面各有什么優(yōu)勢和不足？雙方有什么進一步交流的可能？

 

姜冬梅：我特別希望更多的內(nèi)地的科學老師能夠到香港來，交流交流，受受啟發(fā)。因為我們知道，內(nèi)地更多的是在高考的指揮棒下，老師們不得不在排名、在班級排名以及老師自己的課程排名上，被橫豎分出來幾十個、上百個指標去比較，疲于應付。在內(nèi)地做科學項目時，很多老師會擠出來時間，犧牲自己的節(jié)假日來指導學生。但目前來講，高低差別非常大，在北京、上海很多孩子們就可以有機會去到研究院所，去做實驗；其它三線、四線城市或者偏遠地區(qū)，則條件受限比較大。

 

在香港相對來說好很多。老師們的空余時間會多一些。學生們可能下午一點半、兩點半就放學了，他們自己去選擇研究項目、去科學探究的機會就更多一些。我在香港評審青少年科技創(chuàng)新的項目和大學生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項目的時候，感覺有更多來自于身邊的靈感，有更多靈性。這些項目的角度和方向也會給科學家們很多的啟發(fā)。

 

比如說，我的兒子在今年參加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chuàng)新大賽。他研究的項目就是，他發(fā)現(xiàn)他們學校門口一棵樹上，有一種螞蟻會縫葉子，把葉子縫在一起做成巢，非常有趣。他就研究螞蟻縫什么樣的葉子、這些葉子縫在一起有什么用、是繁育后代還是作為廚房、倉庫還是什么其他用途。他就和同學們做了這樣的觀察，然后拿著攝像機做了拍攝和記錄。很出乎我意料的，這個項目獲得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chuàng)新大賽的最高獎。讓我很感動的是，香港大學的動物系老師、動物學專家梁志清教授給孩子留了E-mail，說這個項目如果要繼續(xù)做下去，他可以當指導老師。我們和其他學生家長帶著孩子們?nèi)グ菰L了梁教授，真的就在他的實驗室里開啟了新一段的研究歷程，

 

在香港，這些教授們更多地愿意去做志愿者，參與到青少年的科學普及和科學教育當中來，能夠給老師們以幫助、給學生們以幫助。在內(nèi)地，可能科學教育當中，怎么讓科學家做更多科普的工作、科學老師怎么能跟更高級的科研單位手拉手起來、怎么在提高學生的同時也能夠提升老師的科學素養(yǎng)，都是需要學習的過程。這些都是內(nèi)地和香港交流之中可以借鑒的地方。

 

記者：因為您在環(huán)保和科學教育方面的貢獻，您也獲得了地球獎，您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這個經(jīng)歷？

 

姜冬梅：這是2002年、15年前的事情。我領地球獎是在2002年4月22日地球日，一個星期之后我兒子就誕生了，我是挺著一個像地球一樣的大肚子上臺領獎的。當時主辦方說，我上臺可以講一句話，我就說，我作為一個準媽媽，特別希望環(huán)境變得越來越好，不希望以后的媽媽們會像我一樣擔心孩子能不能在清潔的空氣、水、不受農(nóng)藥化肥污染的糧食當中健康成長、擔心胎兒出生前是不是健康的。這個擔心15年間雖然有很多環(huán)保人士在努力，但隨著我們的發(fā)展，污染仍是存在的，空氣的質(zhì)量好像更糟糕了。那時立下的志向還沒有實現(xiàn)。

 

來到香港之后，我自己除了在做青少年的科學教育、引導孩子們觀察大自然、觀察身邊的環(huán)境問題、怎么樣去改善它以外，我自己的專業(yè)也在繼續(xù)關注應對氣候變化、環(huán)境保護。每年我都會帶學生去參加聯(lián)合國的氣候變化大會，讓他們親身見證這樣一個決定他們未來的會議，看看這些決定是怎么產(chǎn)生的、巴黎氣候協(xié)定是怎么產(chǎn)生的、美國怎么樣退出的，讓他們知道哪些對未來、對下一代有益，哪些事情是下一代應該接過的接力棒、需要他們擔起重任繼續(xù)做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