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港臺人的“中國觀”：根本無法切割

編者按：2016年，兩岸關系遭遇重重考驗。隨著民進黨執(zhí)政臺灣、蔡英文回避“九二共識”，“臺獨”勢力愈益活躍。從旅行證件上貼“臺灣國”貼紙，到“去孫中山化”的相關提案，再到修正“公投法”，“獨派”小動作不斷。再看香港，梁頌恒、游蕙禎在立法會議員宣誓時刻意加入辱國和“港獨”字眼，“本土民主前線”發(fā)言人黃臺仰狂言“奪回主權，建立國家”，“港獨”不斷制造雜音。“臺獨”與“港獨”奮力刷存在感，或多或少產生了一些影響。然而，他們宣揚的始終不是所有臺灣人和香港人的“中國觀”?！董h(huán)球時報》記者近日采訪了多位臺灣和香港居民，他們的出生年代不同，成長生活背景迥異，但從他們的講述中，我們能夠感知，大陸與臺灣、內地與香港有著太多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根本無法切割。

 

20后：“如今兩岸都豐衣足食，要好好珍惜”

 

“港獨絕對不可行，只會害死香港！”當年英姿煥發(fā)的抗日軍人黃光漢，如今已是白發(fā)蒼蒼的九旬老人。在香港生活已經近70年，他的一顆愛國心“一直沒有改變過”。

 

黃光漢對《環(huán)球時報》記者講述了他的經歷。他1925年在廣州出生，13歲加入廣州模范團，參加抗日工作。他曾經隨軍隊入緬作戰(zhàn)，擔任無線電通信兵。1950年，黃光漢決定隨兄長到香港謀生，他以為不會再卷入政治。然而1952年，香港居民區(qū)發(fā)生了一次大火，廣東省派來的慰問團體被港英政府拒絕入境，歡迎人員與警察發(fā)生沖突，混亂中，身為歡迎人員的黃光漢身中4槍。這件事讓他對港英政府產生了不滿，也成為他后來決定加入香港左派工會、成為愛國陣營一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于近年“港獨”言論甚囂塵上，黃光漢認為，在“一國兩制”方針中，“一國”是前提，是不可逾越的紅線，而且，“香港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從內地進口，有什么條件或資格搞獨立？”

 

經歷過戰(zhàn)爭年代的黃光漢在接受《環(huán)球時報》記者采訪時特別強調說，“當年全國軍民奮戰(zhàn)8年，用熱血和生命換來抗日戰(zhàn)爭的最終勝利，現(xiàn)在的年輕人要好好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了解中國歷史，成為一個有國家觀念的人，不可以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與黃光漢的感慨相似，今年93歲的臺灣老兵劉郅明對記者說，“那個時候是戰(zhàn)亂時代，不能跟現(xiàn)在相比了?，F(xiàn)在兩岸都豐衣足食，要好好珍惜如今得來不易的成果”。

 

劉郅明15歲那年，戰(zhàn)火燒到他的家鄉(xiāng)湖北廣濟(現(xiàn)為武穴市)。他17歲當上排長，手下有50個兵。他對《環(huán)球時報》記者回憶說，鄂西會戰(zhàn)讓他印象最深刻，當時日軍沖破防線，營里半年以上的老兵都犧牲在戰(zhàn)場，才訓練兩三天的新兵就得頂上，一天之內就要教新兵們裝子彈、瞄準，然后讓他們上戰(zhàn)場作戰(zhàn)。

 

劉郅明對記者說，最激動的時刻就是得知抗戰(zhàn)勝利，當他與伙伴聽見日本天皇廣播宣布戰(zhàn)敗投降時，高興得歡呼雀躍。后來國共內戰(zhàn)，國民黨失利，1949年劉郅明跟著部隊到臺灣，1962年退役。

 

“我們一直很愛國，看到臺灣現(xiàn)在的情況，實在很擔憂。”劉郅明說，他看電視新聞時會經常抱怨，“現(xiàn)在臺灣人對國家民族的概念已愈來愈少了，愛國心更是很難見到了”。

 

40后：“選擇了中國， 就會和她并肩作戰(zhàn)”

 

“這份工作給了我小小的自豪感，我覺得自己是在為國家工作。”現(xiàn)年67歲的單志明如今可謂香港商界的精英人物，多年來，他經常在香港報刊上發(fā)表文章，為陸港兩地發(fā)展建言。當他回憶起四十多年前為一家國產文教用品公司推銷內地產品時，他對《環(huán)球時報》記者這么說。

 

后來，單志明創(chuàng)業(yè)，成立了時代裘皮動物有限公司。1983年，他的事業(yè)如日中天。然而到了下半年，在中英有關香港問題的會談期間，不甘心的港英政府趁機搗亂，香港一時人心惶惶，港股、樓價猛跌。彼時的單志明已涉足房地產行業(yè)，眼看資產每天在貶值，他陷入了兩難境地。最終，他選擇相信內地政府，沒有慌亂將股票低價拋出，“新中國一定可以力挽狂瀾”。后來，隨著中英談判深入，形勢逐漸明朗，烏云最終散去，他手中的籌碼一下子增值。他說：“我相信選擇很重要。我選擇了中國，就會和新中國并肩作戰(zhàn)。中國在不斷發(fā)展，所以我一直在上升。”

 

單志明對內地的感情由來已久，而對于與他同年代出生的臺北劉先生來說，他對大陸的想法經歷了“大轉彎”。劉先生上世紀40年代初出生，1949年隨父母到臺灣，退休前是一名媒體記者。他說，跟他同年代出生的外省二三代有個相同點，就是在國民黨政府“仇匪恨共”教育下長大，對大陸有一種害怕的心理。

 

劉先生說，在他上學和闖蕩社會時，大陸被塑造成一個“黑暗世界”，所以當臺灣開放探親、他的父親因思親心切回到家鄉(xiāng)福州購買住宅時，當時已工作的他仍不敢到大陸。“直到十年前我退休了，和朋友一起到大陸旅游，我才發(fā)現(xiàn)，‘哇，大陸的進步與發(fā)展與我過去五六十年的看法完全不同’，所謂‘共匪’也沒有帶給我一點壓力與恐懼心理。”

 

劉先生后來每年到大陸旅游和探親訪友，“我發(fā)現(xiàn)大陸一年一個樣，與此同時，我氣憤從李登輝執(zhí)政起，臺灣的停滯與退步。我這幾年走遍內蒙古、甘肅、新疆等地，發(fā)現(xiàn)大陸西北有的城市的建設甚至超過臺北，原本‘臺灣比大陸繁榮’的自豪感漸漸化為慚愧。”他說，他想過回大陸定居，但他無法割舍家中妻兒，“由此產生的難過與別扭難以言喻”。

 

60后：“自有意識開始，大陸于我就是如畫山河”

 

“父親出生于皖北，他1949年來到臺灣。從我有記憶以來，他幾乎每天在飯桌上談安徽和淮河的種種。對于十幾歲離家的他來說，故鄉(xiāng)似乎就是瓜果特別香甜，比臺灣的好吃。”談起對大陸的最初印象，臺灣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鹿憶鹿如此回憶道。她說，“我的‘安徽’是胡適、文房四寶、黃山的組合，這些似乎距離我很遙遠，但在從小的文學閱讀中，它們都有代表意義，是文化，是思想，是傳統(tǒng)的象征”。后來，“我讀鄉(xiāng)下的一所中學，歷史老師在上課之余常會分享他童年時期的北京小吃，所以我一直對北京小吃心生向往。”鹿憶鹿說，她年少時，從未想過有一天會到西湖、桂林、黃山、泰山這些父親魂牽夢縈的地方，“自有意識開始，大陸于我都是一大片心蕩神馳的如畫山河，我迫切地想要真正了解”。

 

1988年，鹿憶鹿第一次到大陸，后來，每年會造訪大大小小的城市。“西南、西北、東北、東南地區(qū)都去過，山河的陌生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熟悉感”，她說，“二十幾年來，看到了大陸的經濟飛漲”。不過鹿憶鹿認為，伴隨迅速發(fā)展，“感覺一些大陸人內心的沉穩(wěn)正慢慢消逝，功利成分很多，喜歡強調物質”。

 

“臺灣有改變，但很緩慢，對一項政策選擇、決定困難，一件事拖拉很久；大陸是想干就干，盡管有時霸道，但效率很快。”經常往來兩岸的臺商王品杰這樣總結，他是廣東中山杰克魔豆連鎖店的負責人。2000年他開始在中山闖蕩，從早年背著咖啡機的“節(jié)儉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到如今已小有知名度。在他看來，臺商如果不跟大陸接觸，就很難清楚知道當前各行各業(yè)的發(fā)展情況，“大陸的經濟進步快于臺灣”。

 

在香港從事廣告設計的方女士1986年第一次到北京，那時她在讀大學。“那是一個寒冬，覺得市面很蕭條。”她向記者細細回憶說：“當年我們只能用外匯券，去了友誼商店買東西。我記得光是一包12片裝卡夫奶酪就80元。那時長安街中間沒有隔離欄，街上沒什么燈，我們常常找不到自己的汽車。”方女士總結她那時的感受是，“好奇多于好感，對于祖國什么時候能趕上世界的步伐，實在不抱樂觀的態(tài)度”。到了上世紀90年代，“廣州到處興建工程，感覺物質生活有了改善，但談不上富裕。而到2000年，就有到過香港的內地同事跟我聊天，對我們的居所感覺不可思議，‘那么小怎么住啊’”。

 

隨著與內地接觸越來越多，方女士有時也體會到一些“文化差異”。上世紀90年代在內地工作，最讓她頭痛的是“大家對質量OK的標準不同”。另外，“內地人有時候容易掉以輕心，不夠謹慎”。

 

雖然有“差異”，但方女士表示，“我喜歡內地朋友的直接與誠懇。而且內地人一般文學根基不錯，知道很多典故和歷史故事，跟他們聊天能學到很多東西。北京的出租車師傅會告訴你，長安街上的烏鴉是清朝的吉祥物。香港的出租車司機是不會這樣聊天的”。

 

80后：“我是臺灣人，更是中國人”

 

臺灣新黨發(fā)言人、青年委員會召集人王炳忠今年29歲，9月剛剛出版新作《我是臺灣人，更是中國人》。

 

王炳忠從小被父母送到國語正音班，沒什么臺灣腔。“當時《青青河邊草》很紅，臺灣人覺得大陸人說話都像童星金銘那樣。”王炳忠告訴《環(huán)球時報》記者，“所以大家一看見我就說，‘金銘來了’”。小時候來大陸，他一不聽話，大人就會嚇唬他“會被‘共匪’抓走”?？墒沁@里的人說話又都很“金銘”，跟自己很像，讓他感覺“仿佛見到了親人”。

 

王炳忠回憶說，小學時，老師說大陸既不是國名也不是地名，老師也解釋不清為什么，他一直記著這個問題，直到初中有一天突然明白了，“那時候我理解了兩岸的狀況——一個國家，兩個地區(qū)”。后來，他迷上了電視劇《唐太宗李世民》，“我不會認為李世民是外國人，于是就這樣有了自己的身份認同”。

 

不過，這樣的身份認同發(fā)生過動搖。2004年左右，陳水扁操縱兩岸對立到最高點，鼓吹“中國和臺灣，一邊一國”。王炳忠的祖父母那時候過世，給他帶來巨大打擊。“我的祖先幾百年前跟鄭成功一起來到臺灣，我是土生土長的臺南子弟。我的祖父母只會說臺語，也沒見過長江黃河，有時候我會想，我是不是背叛了他們？”

 

直到2008年，王炳忠才逐漸解開迷惘。當時大陸有個論述，“臺灣意識不等于臺獨意識。”馬英九上臺后，王炳忠每年暑假都在大陸度過，更加深了對文化歷史以及自身的認同感和責任感。

 

談到自己的變化，王炳忠對《環(huán)球時報》記者說，以前他喜歡跟共產黨員討論誰才是正統(tǒng)派，后來去南京雨花臺參觀以后，看到那么多共產黨人為國捐軀，他切身感到“國”不狹隘，救國道路不同而已，沒必要再爭論誰是正統(tǒng)。

 

【環(huán)球時報駐香港特約記者 凌德 環(huán)球時報駐臺北特約記者 陳太曦 蕭師言 環(huán)球時報記者 邢曉婧 吳志偉】【環(huán)球時報綜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