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島一村》：超越分歧的眷村故事

《寶島一村》劇照

 

臺灣戲劇家賴聲川和“臺灣電視教父”王偉忠合作的舞臺劇《寶島一村》，全部臺灣班底，扎根眷村故事，講述民族情感。在華人地區(qū)巡演近50場后，它即將來到我們身邊，來到《寶島一村》故事里的對岸。

 

那段脆弱的歷史

 

《寶島一村》演出介紹的第一句話是：“這是一個不說很可能就會隨即消失的故事。”

 

“1949年從中國大陸撤退到臺灣的60萬軍人、軍眷是中國近代史上僅見的一次民族大遷徙，在人類歷史中也算是一次巨大的遷徙。當時為解決新移民的居住問題，政府興建不少臨時性的眷舍予以安置。這批當時被視為戰(zhàn)敗外來者的新住民，帶著反攻大陸的期望，在這些眷村中居住下來。”

 

承載這群飄洋過海、離鄉(xiāng)背井人們的“眷村”，在六十多年的歷史中幾經變遷。1947年用從日軍接收過來房屋改建的“軍眷管理處”遠不夠分配，1949年遷臺的不少軍人、軍眷們就在駐軍附近以竹籬笆或木制材料興建“臨時住房”，時任“婦女聯(lián)合會領導人”的宋美齡也募集經費興建眷村。當蔣介石 “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承諾逐個破滅后，人們不得不對這片“竹籬笆的世界”開始進行加固、加蓋，以適應更長時間的居住和第二代人口的增加，眷村最早的“村民”們在等待中逝去了青春，也在這里養(yǎng)育著青春煥發(fā)的新眷村人。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臺灣政府從人口增加和居住安全問題的角度出發(fā)，開始陸續(xù)對眷村進行改建，許多眷村在這個進程中消失，越來越多的眷村人及后代開始搬離眷村、融入當?shù)?。?009年底，曾遍布全臺灣的上千個眷村中的最后一個也將遷拆完畢，干凈得仿佛它們從不曾存在過一般。

 

位于臺北新地標101大樓旁的信義公民會館，是由原四四南村部分建筑改建而成的“眷村博物館”，也是現(xiàn)在臺灣能看到 “眷村原貌”不多的幾個地方之一。一條窄巷旁是原本每戶3.5坪的一層半居住空間，村民們自發(fā)動手將其改建得更加通透實用，幾片住宅區(qū)中有一塊空地，就是大人、小孩們活動的場所。眷村中原本作為軍事試用的碉堡，早在上世紀60年代后期便淪為人們的儲藏室，也是小孩子躲迷藏的好地方。

 

年輕的館長陳美伶對時代周報記者介紹說：“四四南村是臺北地區(qū)第一個眷村，是為大陸青島遷臺的四十四兵工廠員工和眷屬所建，他們抱著一年半載后返鄉(xiāng)的心渡海來臺，卻在這里度過了漫漫幾十個春秋。” 這片明顯經過修繕的眷村舊舍，和一旁的高樓對比起來仍顯老舊，卻更易承載人情故事。居住在信義公民會館旁的“眷村二代”張?zhí)熘请S父親來臺灣時只有3歲，現(xiàn)在是景新里的“里長”，他對時代周報記者說：“父親去世時，我年紀小什么都不懂怎么做，鄰居的爸爸媽媽們很自然地就跑過來幫著我家做壽衣、辦喪事、抬棺材。眷村里的人都覺得彼此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不親，土親。我一直都是這么過來的，子女也是這樣，知道該為村子做點什么，為村民做點什么。”每個眷村中都居住著來自中國四面八方各省各民族的人，方言、飲食、生活習慣不盡相同，卻因為有著同樣的貧窮、苦難與鄉(xiāng)愁，而格外地守望相助。

 

臺灣的眷村文化熱

 

賴聲川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如果王偉忠不出來推動的話，可能眷村會被遺忘掉，因為那些破房子有誰會去在乎呢?從某一方面來說，王偉忠就是眷村的一個代言人，就是因為他，眷村開始被人們注意，不管是從文學、文化、戲劇的方面來講，他都是一個很特殊的現(xiàn)象，因為他一個人的關系，就激起了這個時代的人的好奇和認識。”

 

王偉忠推動眷村文化的最初原因只不過是“到了懷舊的年齡”，臺灣南部眷村出身的他對時代周報記者說：“50歲的人群對于生命、出生的地方會做一些反省和回想。這種風潮常在戰(zhàn)后“嬰兒潮”中產生，日本有《幸福的三丁目》，大陸也有《血色浪漫》、《陽光燦爛的日子》，香港也有。別人在大樹下侃談聊天，文人騷客借助文字開始回憶。眷村有時代背景，老人的慢慢逝去更增加了時代的滄桑感，再加上整個臺灣的眷村全部要拆掉、改建，所以這些人長大之后的回溯，是有感情在里面的。”

 

就是在這樣的情感之中，王偉忠在2007年拍攝了紀錄片《偉忠媽媽的眷村》，這部本來只是用來告訴孩子“我們是怎么來的，來臺灣住什么地方”的視頻家譜，剪輯后在社會放映，引起了極大反響。這之后的王偉忠一發(fā)不可收拾，幫桃園縣拍攝紀錄片《想我眷村的媽媽》、在自傳《歡迎大家收看》中談及眷村文化，拍攝了以眷村為背景的電視劇《光陰的故事》與《閃亮的日子》，還聯(lián)合姐姐王蓉蓉出版《偉忠姐姐的眷村菜》。仿佛在一夜之間，整個臺灣掀起眷村文化的熱潮，“每七個臺灣人中就有一個和眷村有關聯(lián)”，人們都開始談論眷村故事、試作眷村菜，伴隨著熒屏上眷村人的生活而大笑、流淚。

 

歡笑與淚水交織的《寶島一村》

 

也就是在這股“眷村文化”熱潮中，王偉忠希望在舞臺上留下這群人的歷史，他很自然地想起了賴聲川。正如戲劇學者陶慶梅曾說：“百年以后的人們，如果想知道20世紀末臺灣的面貌，如其翻舊報紙或過去的影像，不如看一出賴聲川的戲。”賴聲川在戲中從不記錄具體的歷史事件，卻飽含抽象的、耐人尋味的歷史情緒。

 

從2007年開始，王偉忠在近兩年中不定時間、不定地點向賴聲川講述自己和鄰居們的數(shù)百個眷村故事，這些涉及到25個家庭的故事在賴聲川的腦海中長久激蕩，終于在某一個時刻形成了大致的舞臺樣貌。王偉忠說：“眷村故事大體都很相像，就好比眷村房子一樣。”賴聲川終于決定排演的眷村戲，也以一個虛擬眷村《寶島一村》為戲名，將眾多眷村故事融合為3個家庭五十多年的生活經歷，分做三幕，第一幕是1949年到1950年，第二幕(上)從1968年至1972年，(下)從1972年至1975年，第三幕從1987年到2007年。這三個多小時的演出時間內集中展現(xiàn)的故事，是大陸與臺灣分離60年來，眷村人記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消息一出，來自臺灣各界演員紛紛自動報名，最終確定的演員陣容中，有一半是來自軍、公、教各個眷村，也幾乎囊括了臺灣中生代演員中的優(yōu)秀者。其中居中恒、萬芳、馮翊綱是臺灣金鐘獎的影帝、影后，郎祖筠、劉亮佐、那維勛等是臺灣舞臺的中堅力量。“臺中市市長”胡志強同樣出身眷村，他的女兒胡婷婷接到《寶島一村》演出邀約立刻放下電影工作。在臺灣頗富盛名的戲劇團體“相聲瓦舍”干脆就將年底的演出行程更改，讓其靈魂人物馮翊綱、宋少卿參與演出。

 

2008年12月5日，《寶島一村》在“臺北國家戲劇院”第一次亮相，至今在臺灣、新加坡等華人地區(qū)演出超過40場。講述兩代人故事的《寶島一村》，難得地讓兩代觀眾都說：“這就是我的故事”;當演員唱起《我的家在松花江》的時候，一位老太太站起來大聲合唱;有太多觀眾在結束之后仍呆坐在座位上久久不愿起身，默默拭淚;王偉忠的姐姐在戲后找到賴導，泣不成聲地道謝，連王偉忠都流下眼淚;同樣出生眷村的華人影星林青霞看過之后說：“這是什么樣的一部戲啊，讓人如癡如醉。”

 

對于一個大陸觀眾而言，《寶島一村》又意味著什么?《寶島一村》內地引進人王可然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從第三分鐘開始，我馬上就融入其中：這就是我的父輩和我兩代人的青春故事!我只能偶爾抽身出來反想一下‘這講的是臺灣嗎?’然后又立刻陷入其中無法自拔。”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大陸觀眾觀看了《寶島一村》后，也開始改變自己對臺灣的原本印象，沉默良久。在臺灣，不少“深綠”的年輕人在《寶島一村》的觀后感中寫下“原來你們和我們是一樣的”這樣的話語。

 

盡管1949年之后，兩岸走上不同的歷史道路，但《寶島一村》讓我們看到：拋開政見，抹去刻意營造的敵對情緒，在歷史大背景下我們這些普通人的生活的歷程與生命的情感是何其相似。

 

對于賴聲川和王偉忠而言，來大陸演出《寶島一村》是如此重要，他們推掉了來自美國多個城市的演出邀約，將在2010年1月開始，將《寶島一村》帶到廣州、東莞、深圳、杭州、上海與北京。

 

的確，王可然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看到一半的時候，我很佩服龍應臺，但全部看完后我非常氣憤，她就像是將我們歷史的傷疤揭開，然后再往上面撒上一把鹽，好像這種仇恨永遠不能消除一樣。要知道，當年不是你死我活的吞并，而是面對‘中國往何處去’時兩種不同理想的碰撞，我們應該警醒的是那些在政治謊言的刻意營造下，普通人被誘發(fā)出的巨大的、丑惡的仇恨感。”在王可然看來，貌似溫和的《寶島一村》更加強大，它有著直指人心的力量，并期許我們一個或許更美好的未來。